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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2 20:05:27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两党极化和对峙的局面,其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打造的强大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瓦解的产物。小罗斯福领导美国度过了大萧条、打赢了“二战”。这一切的政治基础,是他在四届总统任内,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强大的新政联盟,它汇集了五花八门,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比如南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等少数族群、农村的清教徒和城市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及工人、小农场主等群体。

                                                        “战时总统”与“紧急状态政府”

                                                        8月12日,有网友发帖称,佛山市南海区万科金色领域小区发生凶杀案。发帖者表示,自己居住在万科金色领域小区,12日上午,小区内一名女子被杀害后分尸。

                                                        既然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对它的反思自然也早就存在了。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一些特征,助长了政治极化。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是“体制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权力分立+两党制。通常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是高度竞争性的——两党要赢得一系列竞争性选举,才能入主白宫和国会山。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规范判断,它暗示高度竞争性是一种可欲的品质,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点。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新冠疫情和种族冲突只不过加剧了已有的趋势。在其主编的《分裂的民主:政治极化的全球挑战》( Democracies Divided: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一书中,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源头,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内战。到奥巴马时代,两党的极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特朗普时代两党党争的很多端倪,在奥巴马时代已经显现出来了。例如,奥巴马上台之初,共和党人就明确说要让奥巴马只干一届。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控制国会以后,奥巴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诉诸行政命令,绕开国会,于是共和党又指责他“帝王式总统行为”(“imperial” presidential behavior)。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认为,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处理种族冲突,特朗普都采取了巩固自身基本盘、攻击对手的党派与极化策略——批评纽约、加利福利亚、伊利诺伊等民主党州管理不善,只知道伸手要钱;指责媒体为了阻止他当选而夸大负面消息;攻击中国是病毒源头,未能控制病毒扩散;抨击专家、政府内部的幕后政府(deep state)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基础政治结构是一个碎片化的结构——一方面,它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s),另一方面,横向纵向分权又使这些否决点掌握在彼此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手里。这样的基础结构搭配两党制,如果要想平稳运行,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形成稳定的多数党,要么两党具有比较高的合作意愿。假如其中一党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少数党很难匹敌,也就只能选择合作。但当两党势均力敌时,会更倾向极化和激烈的党争,而不是合作——因为如果两党都有机会赢得多数,就更倾向于争夺多数,并利用制度赋予自己的手段阻碍、否决对方的计划,最终导致频繁陷入政治僵局。换言之,美国高度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决定了,如果两党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就很容易陷入极化和党争,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否决政体”(vetocracy)。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各种形式的灾难现场第一时间就能到达观众,人们也越来越期待政府快速应对——今天是一次经济危机,明天又是一次恐怖袭击。当这种期待经常被宪法设定的缓慢、审慎的立法程序挫败时,公众就会产生现行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危机的挫败感以及突破现行体制的强烈冲动,于是总统就可以诉诸民意,运用紧急状态的修辞,证明自己突破权力约束的合法性。

                                                        卡罗瑟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即便不超过半数也能在选举中获胜,导致更温和的第三党很难兴起。而且,两党制也排除了议会制下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

                                                        现在,同样的情形又在特朗普身上重演。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虽然共和党仍然控制着白宫和参议院,但众议院却落入民主党手里。两党不管哪一方试图通过某项法案,都会面临另一方的掣肘,“否决政治”盛行,于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移民、控枪、医改等重大立法迟迟无法推进。这种状况迫使特朗普频繁颁布总统行政令,绕过国会民主党人的掣肘。